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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文初:那些“不清醒”的历史学家危害可能更大  

2016-06-26 18:51:33|  分类: 读史明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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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]但我们相信,因为它有着活生生的史实和伟大理论的支持,因为它是历史,我们本能地将自己的信任交给历史学家们,那些人被誉为人类记忆的守护神。但历史学家真的可信吗?

邓文初:那些“不清醒”的历史学家危害可能更大

邓文初,图源网络

本期作者:邓文初(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)

本期精彩内容:

历史学家们是怎样工作的呢?他们从中挑选一些能够打动人的事实、一些“道德灾难”的见闻、催人泪下的证词,越是耸人听闻,越是被历史学家们发现,并引入历史。历史学家们如同新闻记者一样,需要阅听市场的关注,而“炮制一篇描写剥削的生动故事,要容易得多”。

现代史学的最大幻觉之一,就是历史学家们冒充科学家,他们宣称自己没有政治偏见、没有价值附加、没有理论偏见,而是纯粹“客观”的学者。……事实上,任何“看见”、“发现”都是主观的认知,都带有个人知识的背景,以及某种价值诉求。因此之故,那些在历史写作中遮蔽其个人取向的所谓历史学家,要么是不诚实的,要么就是不清醒的。

“不清醒”的历史学家是其身处时代的牺牲品,他们是流行观念的塑造物,而这种“流行观念”,即普通所说的“常识”,而关于“常识”,在史学领域,请记住哈耶克的警告——“常识”通常是不那么可靠的向导,而看起来似乎“显而易见的”解释,常常不过是广为传播的迷信观念而已!

1843年,库克·泰勒夫人准备到当时英国的工业中心兰开夏访问。动身之前,她参加伦敦的一场晚会,宴席上很多绅士劝阻她,说那地方是一个恐怖的地方,到处是工厂,那里的人们由于饥饿、压迫和超时工作,几乎完全失去人样,而工厂主则是肠肥脑满、大腹便便,对民众敲骨吸髓。当她问这些是否他们亲眼所见时,一位绅士说,虽然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工业区,但听人都这么说,所以是永远也不想去、不敢去,也劝她不要去。但泰勒女士毕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,她坚持亲自走访,相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。


邓文初:那些“不清醒”的历史学家危害可能更大

漫画中常见的工厂主与工人形象

她不顾劝阻终于成行,而此行并未辜负她的冒险,甚至令她深感惊奇:兰开夏郡完全不是伦敦绅士们传闻的那样可怕,那里工人们的处境反倒是令人满意,出乎意料。她在信中详细描述那里的情形,在结束时写道:“现在,我终于在工厂、在他们的住所、在他们的学校中亲眼看到了这些工厂工人,我完全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要为他们奔走呼号?比起其他劳动阶级来说,他们穿得好、吃得好,行为也更端正。”……

兰开夏郡,这个即使非英国民众也耳熟能详的地名,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想是留下刻印的。在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中,在学生必考的历史教科书中,在面向大众的社会常识读本中,以及在一些专业性的历史著述中,我们都能发现那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联系在一起的“兰开夏郡”的名字。兰开夏郡,那是资产阶级来到人间,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的历史;是工人阶级丧失一切,除了锁链和镣铐的血泪史;是资本主义社会羊吃人的见证……当然,这些记忆,均来自历史学家们的著述,我们并没有亲历,事实上,我们也不可能亲历,因为时间无法穿越。


邓文初:那些“不清醒”的历史学家危害可能更大

兰开夏郡的兰卡斯特城堡,是英国最古老的刑事法庭和监狱所在地之一

但我们相信,因为它有着活生生的史实和伟大理论的支持,因为它是历史,我们本能地将自己的信任交给历史学家们,那些人被誉为人类记忆的守护神。

但历史学家真的可信吗?

那位泰勒夫人所见的事实呢?为什么没有历史学家援引?它是孤例么?有无别的史实支撑泰勒夫人的见证?

其实,对于历史学家们,甚至包括那些接受历史职业训练的学徒们来说,类似泰勒夫人所见的“事实”可谓满山满坑,不是太少,而是太多。英国皇家专门调查委员和调查委员会从18世纪起就开始撰写了系列报告,在1830、1840、1850年代,这些报告尤其完备。如果仔细研究这些报告,人们会得出结论:那些不能容忍的东西,其实大多数是属于较早历史时期的、很快就要过时了的法律、风俗、习惯和组织形式,是“旧制度”导致的后果。如果历史学家们能真的理解这些材料,他们的研究将会使我们意识到,在当时英格兰社会中,那些收入最低的工人,不是工厂工人,而是家庭作坊工人;值得关注的贫困地区,不是制造业的城镇,而是偏僻的乡村。这些地方限制个人自由,仍旧实行物物交换……然而,很少有人愿意耐心地爬梳这些浩繁的文档资料。它们的命运,如泰勒夫人所见的,同样是沉没在历史的烟云中,被人遗忘。


邓文初:那些“不清醒”的历史学家危害可能更大

门采尔所画的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工厂油画

那么,那些历史学家们是怎样工作的呢?他们从中挑选一些能够打动人的事实、一些“道德灾难”的见闻、催人泪下的证词,越是耸人听闻,越是被历史学家们发现,并引入历史。历史学家们如同新闻记者一样,需要阅听市场的关注,而“炮制一篇描写剥削的生动故事,要容易得多”。更何况,打动议员们坚硬的良心、以促进经济体制变革的,不是经济正常发展的记录,而是专门分析不满的社会蓝皮书。于是,历史学家们在争夺阅听人的同时,也承担着“政治——道德”使命。而这样的“越位”行为,不仅为读者所接受,而且还正是他们所欢迎与鼓励的。因为在普通读者心中,历史学家们从来就没有得到精确的定位——我们究竟需要他们做什么?!是提供真实吗?还是提供教训?是“无用”之学术吗?还是以史为鉴以知兴替?

对历史学的双重误解,是我们时代最可怕的知识图景。

离开历史人类无法生存,并非历史提供多少智慧,而是它为我们提供自我认同的依据。读者、普通大众需要历史,正如每个个体需要记忆一样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说,“归根结底,有些人即使那些从来没读过一本书,可能也从来没有听过那些影响过他的历史学家的大名,他们也要通过这些历史学家的眼睛来看历史。”然而,对于如此重要的事情,读者、普通大众却轻易将自己“委托”给了历史学家们,几乎是不假思索地“借道”他人的眼睛来建构自己的记忆,毫无反思地“相信”历史学家们的写作。接受的不仅是事实,更主要的是附加在事实背后的“教训”——那些历史学家的成功之道,往往正是通过鲜活而生动的事实以推销陈旧而僵化的理论。而读者,正如广告培养出来的现代顾客一样,却总是甘之如饴。

历史作家对于公众舆论的影响,或许比政治理论家更直接、更广泛。一些观念得以广传播,通常并非借助抽象的概念,而是具体事件和人物等等“形象”。读者在接触事件与人物传记等软性材料时,如同那些就着软性饮料而将添加剂一股脑喝下去的消费者一样,在舒适而美妙的品尝中,早已是深中意识形态之盅了。

但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们是不会在自己的作品上标注“添加”字眼的,现代史学的最大幻觉之一,就是历史学家们冒充科学家,他们宣称自己没有政治偏见、没有价值附加、没有理论偏见,而是纯粹“客观”的学者。


邓文初:那些“不清醒”的历史学家危害可能更大

美国历史学家彼得?诺维克的《那高尚的梦想》一书专门论述了美国历史学界的“客观性问题”

这真是一种“天真的信念”,是对历史学之天真的误解。

他们以为,不利用任何理论,也可以梳理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,他们可能觉得,事实积累到一定程度,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某种理论。这样的想法,当然纯属幻想。

社会事件不同于自然进程,且远比自然进程复杂。不借助某种系统理论提供的分析工具却能“赤裸裸”地“看见”事实,并“发现”事实背后的原因、规律,乃是一种现代知识神话。任何“看见”、“发现”都是主观的认知,都带有个人知识的背景,以及某种价值诉求。因此之故,那些在历史写作中遮蔽其个人取向的所谓历史学家,要么是不诚实的,要么就是不清醒的。

对于这两类历史学家,必须予以高度警惕。

那些明知自己犯下不诚实罪的“伪史学家”们,往往用“选择性真实”为自己辩护。说什么事实无法穷尽,因此,历史学家必然要“区分”和“选择”事实,他们只关注那些重要的“代表性”事实,那些“偶然”、“琐碎”的事实可以弃如敝屣。但这种辩护是虚伪的。“选择性真实”不是真实,而是对真实的歪曲。

而那些“不清醒”的历史学家,其危害可能更大,因为他们是其身处时代的牺牲品,他们是流行观念的塑造物,而这种“流行观念”,即普通所说的“常识”,而关于“常识”,在史学领域,请记住哈耶克的警告——“常识”通常是不那么可靠的向导,而看起来似乎“显而易见的”解释,常常不过是广为传播的迷信观念而已!(作者:邓文初;编辑:胡子华;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;图片来自网络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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