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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“无政府主义”者鲍敬言:帝力于我何有哉  

2015-02-04 04:50:01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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鲍敬言东晋人。

生卒年不详,仅知其好老庄,善清谈,曾与葛洪辩论,他认为“有司设,则百姓困,奉上厚,则下民贫”,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。著有《无君论》,已失佚。

在门阀势力大盛,政治黑暗的两晋之际,鲍敬言对君主政治进行了批判。他指出远古之世,人们本无尊卑,“穿井而饮,耕田而食,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”,安居乐业。后来,人类有了强弱、智愚之分,出现了强智欺凌弱愚的现象,于是“君臣之道起焉”。这既非天意,亦非民愿,儒家所谓“天生民而树之君”之说是欺人之谈。

信仰

鲍敬言指出,由于“君臣既立”,社会便产生了不平等,“有司设则百姓困,奉上厚则下民贫”,“宿卫有徒食之众,百姓养游手之人”。统治者骄奢淫逸,欲壑难填,对百姓“劳之不休,夺之无已”,使他们“食不充口,衣不周身”,以致铤而走险,“冒法犯非”。统治者之间为了一己私利,还不断挑起纷争杀伐,“推无仇之民,攻无罪之国”,使天下大乱,这些“皆有君之所致也”。
鲍敬言还指出:“无道之君,无世不有,肆其虐乱,天下无邦。忠良见害于内,黎民暴骨于外”。这些暴君如果是普通百姓,“性虽凶奢,安得施之?”他们之所以能够“肆酷恣欲,屠割天下”,正因为他们是君主。君主是一切罪恶之源,所以“古者无君,胜于今世”。
鲍敬言幻想一种没有君主和政府的社会,在那里人们没有徭役租赋负担,“内足衣食之用,外无势利之争”(以上引文均见《诘鲍篇》)。这种社会理想不过是一种“乌托邦”。但他的无君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独树一帜,对于后世的反君主专制主义思潮有重要影响。

鲍敬言代表的,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——那时还没有现代的政治国家的概念,所以他的主张,是用无君论的面貌出现的。儒家说君主是天意所命,鲍敬言说,那不过是想做君主的人瞎编的话。他的出发点,也不新鲜,和几位先秦诸子一样,不过是认为人的原始状态,才是最好的,大家含哺而熙,鼓腹而游,如击壤老人所歌:“吾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凿井而饮,春耕田而食,帝力于我何有哉!”

《新世纪》2011年第9期,作者:刀尔登,原题:《至今犹忆鲍敬言》

坑儒易,埋葬思想难。压迫本身便是一种记录,证明曾有异端,令人恼火。现在的中年人,都有印象的,是小时候,从各种批判文集中,觇知还有那么多奇怪的人,想些奇怪的事。学术机构里的人,有图书馆可用,而对普通读者来说,孔孟的观点,要等到“评法批儒”,才有机会了解。设想“文革”果然进行到底,孔孟的书销毁无遗,后人还可通过批判文章,了解他们的想法。正如孟子力拒许行,许行的观点,竟赖《孟子》以传。

我们知道鲍敬言这个人和他的观点,也是通过对手,晋朝的葛洪,写的一篇《诘鲍》。葛洪,有人把他归入道家,其实应属儒之好神仙术者,身在江海,心系组织,碰上有碍名教的事,比名教中人还要痛心疾首。比如鲍敬言在那里大放厥词,“不闲尺纸之寒暑,而坐著作之地”的责任人无反应,以天下为己任的葛洪,只好越俎代庖,痛心而长慨了。

鲍敬言代表的,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——那时还没有现代的政治国家的概念,所以他的主张,是用无君论的面貌出现的。儒家说君主是天意所命,鲍敬言说,那不过是想做君主的人瞎编的话。他的出发点,也不新鲜,和几位先秦诸子一样,不过是认为人的原始状态,才是最好的,大家含哺而熙,鼓腹而游,如击壤老人所歌:“吾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凿井而饮,春耕田而食,帝力于我何有哉!”为使这种状态成立,他必须设想连自然界也对人类十分友好,“疾厉不流,民获考终”,连饿虎也不伤人。

这个论辩的基础,是很可疑的。葛洪的反驳也有力。葛洪说古人一旦走出草昧,必有所争:“人与人争草莱之利,家与家争巢窟之地,上无治枉之官,下有重类之党,则私斗重于公战,木石锐于干戈。交尺布野,流血绎络,久而无君,噍类尽矣。”

这很像霍布斯的自然状态,“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”。而且葛洪和霍布斯一样,都不认为人类有可能通过合作的自治逃离混乱。葛洪没有推演,便直接跳到君权上,缺少逻辑力量。这是中国古典思想家的特点。

但葛洪对老庄学派回到原始的反驳,确是不易之论。他认为,古时的人生无栋宇,死无殡葬,川无舟楫,陆无车马,特别是,得一点病,就不治而死,怎么能是幸福呢?今天让你住回到洞穴,死则抛尸野地,出行则徒步负载,遇水就游过去,有病不治,你愿意吗?如今一边用着电灯电脑,一边发表反文明高论的人,真可读读葛洪的意见。

但要反驳鲍敬言对政府的批判,葛洪的锋芒就失掉了。鲍敬言的态度之严厉,吸引了我们的注意。他说,君臣既立,各种花样必然滋生,有司设则百姓困,奉上厚则下民贫,就算是号称清省,那些政治神话中的茅茨土阶,濯裘布被之类,亦不过“盗跖分财,取少为让”。各种检查核准,与其说是禁止坏事,不如说是官吏借之来做坏事,军力本是靖难的,却成了发难的工具。

他还说,桀纣这些人,若只是寻常匹夫,性格再凶恶,也做不成那些坏事。细民便有所争,不过小小,而国家之间的战争,却是最大的灾祸:“孰与王赫斯怒,陈师鞠野,推无仇之民,攻无罪之国,僵尸动以万计,流血则漂橹丹野……岂徒小小争夺之患邪?”

葛洪的辩解,不过是说有贤君,有暴君,不该把暴君做的事,怪罪到制度上面。这一辩解之所以无力,在于回避了国家政治的本性;而鲍敬言虽然没有去分析权力的性质,但他的断言里,已埋有对一切政府形式的怀疑。秩序是需要的,但秩序是否只能通过国家—政府来实现,或永远通过这一形式来实现,在这个问题上,两位思想家没有继续思考,继续论辩,是可惜的。

好的思想者还需要一个好对手。儒家形势上强盛,理论上却幼稚,把批判者也拖入低水平思考。加上缺少必要的思想工具,虽在现实中受着更大的刺激,这些思想者中间,也没有产生马基雅维里、霍布斯、洛克,这是可惜者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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