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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 
 

民国报界谣言,背后是民心  

2014-05-22 08:23:50|  分类: 读史明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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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谣言几乎无处不在,无时不起,而于末世、乱世之中尤其之多,且亦作用极大。而谣言的背后,是一个时代与社会的世态民心,甚至可以将其作为一个时代的发展趋势。完全可以这么说,谣言多而作用大的时代,正如恽毓鼎日记中所记:“民心喜乱,大非吉兆。”此亦可为末世之朕兆、乱世之开端。 
  
  自古以来,政治谣言就特别风行,如秦始皇在位期间,“亡秦者胡也”的谣言风起云涌;一句 “陈胜兴,吴广王”的谣言作为一根导火索,让他的大秦帝国葬送于二世手中。一直到晚晴民国,政治谣言似乎成为改朝换代的引线。 
  
   革命期间,新闻造谣蜂拥迭起,有些是报纸自身制造卖点,有些是政客迷惑民众之手段。二十世纪,政党报刊迭起,有些报人公开声称:“英雄处事,目的贵坚,手段贵活,目的贵一,手段贵多,有一百目的,不妨有百手段,又不妨百变其手段。”(1912年3月26日《民立报》)制造假新闻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手段,并成为政党报刊的一大特色。有些报纸直言:“过渡时期之新闻,不妨略张声势。” 
  
   要说二十世纪最大的假新闻,应该算是“京陷帝崩”。王韬创办的《循环日报》,就是这则假新闻的制造者。时值革命盛宴之时,革命家们为达目的,不择手段。革命党人贿赂《循环日报》驻上海通讯员,让其给香港报馆发电爆料“京陷帝崩”。香港方面却也不加考证,信以为真。号外一出,全港震惊,百姓纷纷上街燃炮以示庆祝,英国警察亦无法控制。“京陷帝崩”的谣言新闻传入广州,两广总督张鸣岐闻讯逃跑,胡汉民尾随而告,宣布广东光复。此真可谓 “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枪”。杀敌者,非枪弹,乃谣言。冯自由在《革命逸史》中回忆广州光复时写道:“及武昌革命军兴,清吏张鸣岐、龙济光、李准等初欲负嵎自固。讵沪电谣传”京陷帝崩“四字,港澳各报相率登载,全城人士欢声雷动。张督知民心已去,无可挽救,始仓皇出走,龙、李遂卑辞乞降,使广东省城得以不流血而获光复者,报纸之力为多焉。”
  
   “(武昌起义后)上海息楼所在的望平街每晚人山人海…街上日日夜夜群众挤得满满地在探听,一个捷报到来,鼓掌狂欢;一个报告失败,认为这家报馆受清廷指使,诬胜为败,群众极度愤恨地把大玻璃窗砰轰砰轰地立刻打得粉碎。从此报馆不但不敢在门首披露失败消息,特别不敢在报上披露。”(《回忆辛亥革命》P63)辛亥年间,《申报》曾有文章如此说道:“欲知民心之趋向,请至上海英租界望平街各报馆门前,摩肩叠背踮足昂首之人团中,观其阅急报后之神色如何,观其前晚见革党小挫后之神色如何,更观其昨晚见革党大胜之报告后之神色如何。”光绪年间的解元周钟岳曾于日记中如此说道:“得一信则人人欢迎,忽时事新闻有革党小挫之揭示;观者愤恨,几欲毁其报馆,于此亦可见民心之趋向也。”恽毓鼎日记感叹道:“清室之亡,实亡于上海。” 
  
   武昌起义爆发之初,《国风日报》曾故意出版一期“白报”:除一版广告及社会新闻外,正面一版,全空白,只在上面排了一行二号字道:“本报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,因警察干涉,一律削去,阅者恕之!”结果,白报一出,民心不定,便胡乱猜忌:“大概革命军完全胜利了,清兵大失败了!各省都响应起来了罢!不然那(哪)有一版禁登的消息呢?”一张“白版”,留白衍生出诸多传闻,造成的舆论氛围却对清廷极大不利,大抵民心所指,真可谓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。
  
  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,新闻造谣逐步登峰造极。上海《民立报》制造利于革命之电报新闻,实则密切配合起义进程,并不断制造各地光复之消息,以此动摇满清官吏,振奋民心。1911年11月7日,《民立报》刊登出造谣消息:“北京专电:北京已为大汉光复,清帝藏匿使馆。”而众所周知,清帝逊位,乃在1912年2月12日。而《民立报》刊载此则造谣新闻之时,袁世凯尚在指挥清军与革党军队激战于武汉。“北京专电”四字,一则让其成为独家新闻,作为发行热点;二则使不明真相者相信其乃真实之消息。不仅如此,为振奋军心与民心,《民立报》还大量编造各省、市宣告独立,发表独立宣言的电讯,甚至刊登他们自编的独立宣言全文,造成“武昌起义天下应”的假象。而作为与革命党的敌人,袁世凯当仁不让地成为了造谣的对象,报纸忽传袁被撤职,忽传袁已战伤。更为甚者,1911年11月29日的《民立报》刊登北京专电“袁世凯已被侠士刺死”,并辅以短评《汉奸之末路》,以袁之伪死来稳定民心、振奋军心。
  
   1919年5月底,一个“日本人投毒”的小道消息开始在上海市井中流传。一开始,并没有多少人理会它。然而,进入6月份以后,上海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这类消息。从6月6日到6月11日,《新闻报》连续刊载“日本人投毒”的假新闻,让上海笼罩于恐怖之下。6月18日,《救亡雪耻报》刊登:“最近城内外流传着关于某外国人在食物中下毒的消息,当我第一次听到时我想那是不可能的,只不过是谣言而已。然而后来我不仅听见这些事实,并且亲眼看见这些事实。”于是,“日人投毒”从坊间传闻,演变成了“社会共识”,大恐慌的社会风潮便扑面而来。
  
   当然,既然有报界造谣,官方除了辟谣之外,也采用谣言新闻以稳固民心。清政府《内阁官报》以各地都督来电形式,报道各地平安无事。还有众所周知的《顺天时报》,本来此报乃日本人所办,而因唱衰帝制,使得袁世凯大儿袁克定寝食不安,其便自购设备,自印假版《顺天时报》呈与袁阅。无奈丫鬟购买五香酥蚕豆回府之时,以真版《顺天时报》包着带回府中。袁世凯三女儿袁静雪随之识破,袁世凯骂他“欺父误国”,将其痛鞭之。
  
   报纸造谣,能够如此风行而又让民众接受,大抵谣言的背后是民心。即使报纸刊载造谣新闻,民众也心甘情愿地相信,实乃民众希望事实真如谣言所传。而对于与民心所向的新闻,反而不闻不问,甚至恨而砸馆以泄愤,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。这种违背常理的现实,让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面对政治谣言的风起云涌,无可奈何。即使不断出现官方辟谣,结果却是加剧社会之疑惑。这说明的是,政府于民众的公信力也逐步下降,甚至已为负数。墙倒众人推,谣言一起,更让帝王眼中“固若金汤”的万世天朝跨得更快。
  
   供《藏书报》
   2011年9月15日3:55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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