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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阿伦特研究“文革”  

2014-11-13 19:58:01|  分类: 宋后无汉!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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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阿伦特研究“文革”

哲学家汉娜·阿伦特

关于作者

张丰,腾讯·大家专栏作者,读书人,媒体人,现居成都。

阿伦特去世于1975年,就目前所掌握的中文资料看,她并没有研究过中国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。如果让她来研究,她会提出这两个问题:“第一,尽管他们不能也确实没有抵抗,那些各行各业中的少数异类,他们在运动中如何能不合作并且拒绝参与批判他人?第二,那些在运动中攻击别人的,是什么驱使他们这样做?‘文革’结束后,他们以什么样的道德根据来为自己辩护?”

这是我对阿伦特在《反抗“平庸之恶”》中所提两个问题(68页)的模仿。作为“文革”后出生的一代,常对第一个问题感到悲观: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拒绝合作的知识人?沈昌文《也无风雨也无晴》中所记,自己在“文革”中揭批师长陈原,而且还不是“被迫”,因为批判完了回家,还补写了一篇大字报。沈昌文用“忘恩负义”来形容自己的行为,其坦诚值得称赞,因为他并没有在任何场合讲过,他曾经做过一个“拒绝配合”的人。最近读曾彦修的《平生六记》,才发现至少在1957年的“反右”,人民出版社内部曾经出现过几个拒绝合作者,其中他最感谢的就是沈昌文,因为沈的手中握有“几颗原子弹”,足以置他于死地。

1957年,曾彦修是人民出版社的最高领导(第一副社长,而社长则是胡绳兼任)。在这一年的7月13日,曾彦修成为“党内第一个上人民日报的右派”,而且是头版。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,一共有3篇重要文章,头条是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天,130多位代表的反右派发言综合报道”,二条是宋庆龄的反右署名文章“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”,第三条就是关于曾彦修的,引题“党内也有右派分子”,正标题“曾彦修蜕化变质了”,副标题“人民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联合举行批判会”。曾彦修没有在第一时间看到这篇文章,但他后来得知,“批我右派几个月,报上举例,竟没有当时同事数年的王子野(副手)、史枚、陈原、范用(业务核心)等,以及最年轻的薛德震、沈昌文等。他们均一字未说。”

曾彦修特别佩服王子野,“处在他那个地位,对我竟始终不肯出面批评一个字,弄得不好,他也会成为右派。在这种表态大会上,他都能硬挺着一言不发,这多难、多危险啊。我以为,比我还难,我干脆承认我是右派,听候处理就完了,而他却还吊在半空中。”这种说法并不是一种抒情式的回忆,要知道,很多批斗都是熟人率先发难,副手率先发难。而为了自己的安全,尽快站队表态,也是斗争哲学的核心要素。沈昌文的经历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,他当时是人民出版社一个部门的编辑部主任,向他发难的就是他的副手,他为了自保,在第一时间站队批判了同事戴文葆。而曾彦修亲历的一场现场批斗,主持人竟然是他多年前在《南方日报》担任社长时因为工作得罪过的一个人物。

曾彦修对王子野是佩服,对沈昌文就是感谢了。沈昌文手中所掌握的所谓原子弹,其实不过是曾彦修工作中的“失误”而已。人民出版社图书送印之前,要拿给曾彦修签字,他曾经毙过几本苏联著作的翻译,而这事只有秘书沈昌文知道。“反苏”在当时可是非常大的罪名,如果沈昌文出面揭发,曾彦修就是死罪了。这所谓的原子弹,沈昌文也许并不知情,因为是否发现自己手里拥有置人于死地的武器,其实无关智力,而只关乎心性。沈昌文当时只有20出头,在文化单位,这样的年纪往往是“革命者”,是“老家伙们”最怕的对手。沈昌文虽然自称当时自己“努力向上爬”,但却没有主动的害人之心。

曾彦修今年已经95岁。《平生六记》首次谈及有关他被打成大右派的故事,这本书前有周有光的题字:“良知未泯”——良心还未完全消失,这是一个109岁老人对95岁老人的评价,有一点调侃的味道,但更多的则是沉重。曾彦修对自己被打为右派,用“庆幸”来形容:“身为一个负责人,在1957年能够免于去打他人为‘右派’,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?在‘打人’与‘被打’之间,无意中得到了后者,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?”这一年,曾彦修还做过一件比较牛气的事,他是人民出版社反右工作5人小组的组长,在向上级报右派名单时,他知道自己在劫难逃,第一个把自己的名字报了上去。这无疑充满了勇气,但这仍然是一种服从,而不是个人抗争。

《平生六记》中,曾彦修收录了当时人民日报头版的批判文章,但最引人注目的,并不是文中对他的指责和批判,而是很多xx、xxx……这些都是他故意隐掉的人名。对那些没有参与批判他的人,曾彦修一一点名,表示感谢,而对当初的作恶者,他却选择了保密。他这样解释:“(人民日报)第一版是很难复印于此的,因为那上面有十来个在批判我的大会上发言者的人名。而中国的特色是,几乎一切政治运动的原告者,是不能再提他们的名字了。凡大整人时期的发言者、立功者,在事后若干年,往往都不愿被人知道,尤其怕被后人知道。”距离那次批判,已经57年,不少当事人应该已经死去,但曾彦修仍不愿把他们公之于众,是个人恩怨意义上的宽恕,还是对某种潜规则的无意识的遵守?1957年的反右,可以看作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先声,而“文革”也已经结束了快40年,我们很少看到那些参与批判者的反思,也很少看到阿伦特所说的“用道德根据来为自己辩护”,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沉默,不仅是加害者自己沉默,那些受害者也不愿意把他们的名字说出,这些“xx、xxx”已经成功地把他们隐藏起来。1957年的人民日报,并不算什么绝密档案,愿意解密的人,当然可以去档案馆查一下,这种隐藏本质上是不能奏效的,但事实上在所有人的合谋之下,它往往都取得了成功。

回到上述两个阿伦特式的问题。第一,是什么原因让少数异类在那种环境下可以不合作?曾彦修给出的答案是:“羞耻之心,人皆有之。一个人必须检讨一辈子,受辱一辈子,这算什么生活?记住:人不能永远生活在饥饿中,也不能永远生活在屈辱中。”第二个问题,那些作恶者将怎么为自己做道德上的辩护?对此,我们也许只能用一个问句来回答:既然大家一起保持沉默,又何须为自己辩护?

阿伦特提出这两个问题,是想拷问在极权体制下的个人责任问题。对曾经参与迫害的人来说,该如何面对自己曾经的行为?面对道德责任时,人不能再指望自己是集体的一员,而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。对这两个问题,阿伦特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相对简单:那些不配合的异类,是仅有的敢于自己作出判断的人,而他们之所以有能力这样做,不是因为他们建立了一套更好的价值体系,或者旧的是非标准仍根植于他们的灵魂与良知,而是,“他们自问,在已犯下某种罪行之后,在何等程度上仍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……他们拒绝杀人,并不因为他们仍坚持‘你不得杀人’这一戒条,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与一个杀人犯——他们自己——共处。”与自己和睦相处,进行无声对话,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反省行为,阿伦特把这种传统上溯到苏格拉底那里,所谓“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”。而那些“平庸之恶”者,正是失去了这种自我省察能力的人,他们往往看上去更正派,但更容易接受新的“价值体系”。

阿伦特认为,那些作恶者,尽管可以用“服从”(按照上级和规定的要求来做)来为自己辩护,仍要承担责任。其原因在于,政治和道德事务中没有“服从”这回事。在并非奴隶的情况下,“服从”这个词对成年人唯一适用的是宗教领域,因为神与人的关系能够按照类似于成人与孩子的关系来看待,人们可以说他服从神的命令。因此,对那些参与罪行并服从命令的人所提出的问题,就不应该是“你为何服从”,而是“你为何支持”。这种用词的改变,有着重大的意义:“支持”意味着主动选择,从而赋予了参与者以主体性,“螺丝钉”将上升为人,承担作为人的责任。阿伦特相信语言的魔力,她甚至建议把“服从”一词从政治和道德领域剔除。

《平生六记》所录的批判文章中,那些参与批判者都是作为xx、xxx而存在,他们因此而获得安全,但也因此而丧失一次坦荡生活的机会。阿伦特所说的“与自己和睦相处”,对这些参与者来说,是否成为问题?他们是在“和丑恶的自己相伴”中煎熬地度过余生?还是一直作为一颗螺丝钉而沉睡?这也许是更值得探究的问题,但我们很难接近这些xx、xxx。所以,我总是希望,更多的见证者能讲讲有关“文革”的故事,不管从什么角度,也不管是否真诚,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激活那段尘封的记忆。

如果阿伦特研究“文革”

《平生六记》,曾彦修/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/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/2014年

本文系腾讯《大家》独家稿件,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,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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